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地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府积贫的局面。看穿两宋的历史,其国策就是:聚财富于官,敛财富于中央。民困官丰,而官府之资财又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然而,举国之资、全民之资,还是供养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吏、冗兵的庞大开销。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在它几百年的统治中,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就不能维持其运转。这样地一个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大笑话,是和着无数黎民的血与泪地荒唐!
宋人有句名言:“(天下赋税)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这真是对宋朝财政地精妙概括!巨室以巧滑躲避赋税,将负担转嫁到农夫,小民困焉,州县将财富上供朝廷,州县困焉。而朝廷“三冗”之余,又复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于是聚敛天下之财富却还是不免困焉。象东京汴梁,虽然辉煌灿烂到极点,但却是以全国之用堆积起来的一个巨大畸形地消费城市,它中间也许有那么一些能穿上丝绸的劳动者,然而,这与全国地反差又多么的大。当时地人,多少次沉痛的形容过这些普通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宋朝辉煌财富的创造者们的生活,归根到底,始终不过是“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却在外敌一击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统统化为乌有。这就是宋朝,好一个“伟大”的宋朝!
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两宋的农民抗争,从无断过,而且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民变,几乎都是因为封建负担过于苛重的问题。而两宋最后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也没有亡于民变,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对内,一方面通过招募士兵变寇为兵来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对民间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二是宋朝始终面临巨大的外患,也面对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国家外来危机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范围内可能超过内部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面。当辽人南侵或者金人蹂躏中原的时候,广大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选择竭尽自己的最后精血去支持一个尚能组织抵抗的政府。如果没有当时巨大的外患威胁一定时期内淡化了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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