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路。但另一方面，压榨农耕上最后一点油水乃是恒道。即使是王氏地变法新政。如青苗方田农田水利等法，也是从农业上赋税上下工夫。新政的主要政策仍然是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出发的，这也说明了有宋一代以农赋为国家之本的思路并无改变。然而种种措施仍然无法挽回宋政府积贫的局面。看穿两宋的历史，其国策就是：聚财富于官，敛财富于中央。民困官丰，而官府之资财又全部集中于中央政府。然而，举国之资、全民之资，还是供养不起那皇帝、宗室、官僚、冗吏、冗兵的庞大开销。一个将全国财富都盘剥到手的政权，在它几百年的统治中，却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闹财政危机和经济危机，乃至几乎就不能维持其运转。这样地一个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是一个大笑话，是和着无数黎民的血与泪地荒唐！

　　宋人有句名言：“（天下赋税）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州县输于朝廷”。这真是对宋朝财政地精妙概括！巨室以巧滑躲避赋税，将负担转嫁到农夫，小民困焉，州县将财富上供朝廷，州县困焉。而朝廷“三冗”之余，又复铺张浪费奢侈无度，于是聚敛天下之财富却还是不免困焉。象东京汴梁，虽然辉煌灿烂到极点，但却是以全国之用堆积起来的一个巨大畸形地消费城市，它中间也许有那么一些能穿上丝绸的劳动者，然而，这与全国地反差又多么的大。当时地人，多少次沉痛的形容过这些普通劳动者、直接生产者、宋朝辉煌财富的创造者们的生活，归根到底，始终不过是“苟且辛苦过一世耳”，而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来的文明，集中在中央，却在外敌一击之下，中央受制，全局瓦解，统统化为乌有。这就是宋朝，好一个“伟大”的宋朝！

　　而贫富不均、兼并横行，小民不堪生计，倒成了有宋一朝的一种恒态。从王小波到杨幺，“均贫富”是反抗者必有的口号。两宋的农民抗争，从无断过，而且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民变，几乎都是因为封建负担过于苛重的问题。而两宋最后没有爆发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也没有亡于民变，究其原因：一是重兵对内，一方面通过招募士兵变寇为兵来缓解社会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可以保证对民间的严密控制和镇压。二是宋朝始终面临巨大的外患，也面对着巨大的民族矛盾。在这个背景下，民族矛盾和国家外来危机一定程度上、一定时间范围内可能超过内部阶级矛盾而上升为主要面。当辽人南侵或者金人蹂躏中原的时候，广大民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只能选择竭尽自己的最后精血去支持一个尚能组织抵抗的政府。如果没有当时巨大的外患威胁一定时期内淡化了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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