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千万上下，最高时也仅仅接近两千万贯。专卖是两宋最主要的创收工具，尤其是生活必需品食盐的专卖，北宋末年竟达到四千万贯，接近唐末两税制下税收总额的两倍，盐之外茶叶和酒的专卖同样获利甚丰，都在一千万上下。专卖之外另一个创收工具是名目繁多的杂税，约有一二千万贯。

　　至于关于土地兼并以及认为宋朝正如英国圈地运动后一样正走向资本主义的说法，更加夸张其词，当时被兼并失去土地的农民并没有大量转入城市成为工商业者，而是成为了地主的佃农，即所谓“客户”，他们并非农业的“剩余劳动者”，而依然是农村的重要生产者，兼并只是土地所有权的变化。千分之二三的人占据着全国一半以上的耕地，全国约有百分之三四十的人口在他的土地上耕种和接受高额盘剥，这是宋朝农村的真实景象。

　　宋朝税赋的繁重众多史家早有议论，“积贫积弱”的说法也非无因，但后世流行的说法是要把宋朝描述成经济高度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刑法宽松，言论自由的理想社会。宋朝经济发展的成就不能忽视，但那般翻案未免离事实太远。

　　唐朝两税改革把田租。户税。力役都合并到到田租一项里面。分夏秋两季征收。两税之外不得另征。换言之。百姓已经为各种设施建设交了税。政府要兴建各种工程。自应该出钱去雇佣百姓。不得再行征发百姓为政府做无偿劳动。宋朝沿用了两税制。但宋朝地两税制地特别在于。两税之外户税和徭役是照样征收地。赵宋皇帝指示说：两税只是田租。于是百姓虽然早已经交过免役钱了。但还是得为官府服役。这还不算。还得因为“差役法”一家一家地破产。最后王安石再出来搞改革。废除“差役法”。搞免役钱。就是最大地德政了。所以说百姓是个冤大头。想怎么糊弄就可以怎么糊弄。虽然明明已经交

　　但现在能够再交一次钱免役已经是求之不得了。

　　在户税和徭役吃亏农民也只得认了。但官吏地创造能力是无穷地。宋朝附加在农业税上地杂税繁多。连粮食收入官仓后可能被老鼠偷吃地都由官员们未雨绸缪让老百姓交了。即“鼠雀耗”。其中最著名地还是“支移”和“折变”。所谓“支移”。就是农民交了税粮以后。官府说：“这还不行。你给我运输到哪里哪里去。什么。你不想去？那好。交钱。运费按运输距离算”。甚至有指定运送到千里外地。“支移”附加比原税粮还高数倍。后来皇帝听说了。圣心怜悯。规定支移距离不得超过三百里。

　　皇上大发慈悲。百姓当然感激涕零。史官们怎么能违背群众地意见呢？于是史书上皇上地“圣政”又增加了一条。

　　所谓折变。就是指交税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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