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三个来回了!把屁眼都他妈的累炸了,一劲的放气!”转圈看了大家一眼,点了点头,又往嘴里塞了一口豆子饭。
北一辉只是静静的听,却也不参与这些讨论。即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武汉,这等场景同样并不少见。每个劳动者都颇为辛苦,人民党为了聚集所有力量发展重工业,在国家可以直接控制的经济领域,对劳动力的榨取可谓“凶残”。包括陈克在内,除了工资之外没有任何资本分红,每个人都在劳动,劳动,劳动。北一辉带领的学生调查组分析日本经济的时候,最新共识是日本近十年以来,投资极大的积压了消费。于日本相比,人民党的投资力度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想起自己领导的研究小组,北一辉就感到一阵自豪与欣慰。想进行社会革命,首先就得知道社会是一个什么现状。出身比较高的大学生们固然有种种年轻人的幼稚与不成熟,却有着另外的好处,他们的视野明显比普通大众要开阔得多。
想拥有见识,不考虑个人资质的话,就只能靠钱财与先天继承的社会环境。垦殖大学是一所“新学校”,1900年创校的时候甚至没有自己的校舍,干脆借用东京政法大学的校舍。在校学生很多是没有考上东大、早稻田、庆应大学的家伙。年轻人在暑假期间自然是到处串联,逐渐的,北一辉领导的社会调查团队中出现了这几所著名学校的在校生。
各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一般都拥有超出普通人见识与能力的水平,当统治阶级的能力与组织力弱于民间的时候,这个政权也就到了自己的穷途末路。1923年,能在暑假有自己的闲暇的学生,出身都不低。穷困学生此时都在努力帮助家里面干活,根本不可能有机会搞什么不赚钱还得倒贴钱的社会调查。
人民党干校课程本就是给统治阶级管理阶层学习的内容,出身中上层的学生一听就感到亲近。人民党政务积累出的经验,让缺乏实际操作的学生们感到大开眼界。
北一辉年轻的时候就靠干些见不得光的买卖来积攒革命经费,现在他索性要求学生们除了要自己承担伙食费之外,还需缴纳参加活动的参加费。当然,每一个小组都能分享归纳总结出来文稿的印刷件。学生们中间有人家里面就是开印刷厂的,以优惠的价格谈妥了生意,由专业排版工人负责大量印刷工作。这笔费对于日本普通家庭来说用并不便宜,然而所有参与社会调查的学生很轻松的把钱拿了出来。
有中国革命做样板,北一辉到现在为止的发展还算是相当顺利。好歹学生们理解了资本与钱财的区别,尽管北一辉对学生们的表现还是不够满意。
这也怪不得学生。陈克是很敢嘲笑外国的,例如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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